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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刻瓷是清末民初的一种陶瓷装饰工艺，它借助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单线白描技法，以刀代笔，在瓷器釉面上刻好字画后不需再入窑烧制，仅用墨涂抹刻痕，擦干即成。由于操作简便，风行一时。

    这件刻瓷笔筒高13.5厘米，直径11厘米。一面绘画：山边大树下，房屋临窗处三位女子在烛灯下下围棋。坐在绣凳上的女子头上插花，耳环下垂，右手在棋钵中抓棋，正全神贯注在思考布局，顾不上已松开斜翻的衣领；她对面坐在椅子上的女子身子前倾，昂起头似乎比较着急；坐在中间的女子旁观者清，仿佛看出了一步神机妙算。画面构图疏密有致，人物形象逼真，情趣十足。笔筒另一面是题词：大字隶书“将军武库”，小字行楷“庚子夏仲 伟人十一世讲索题 为四字勖之 壬父书于东洲讲舍 ”。书法凝重工整，词句耐人寻味。

    “将军武库”，不作“将军存放武器的库房”理解，而是“学识广博，韬略丰富的将领”。

    “庚子夏仲”，庚子年仲夏，当为1900年5月。

    “伟人十一世讲索题”，伟大人物的十一代后辈（待查）请求题字。

    “为四字勖之”，题四个字勉励。

    “壬父书于东洲讲舍”，王闿运书于东洲讲舍。

    1900年5月，伟大人物的十一代后辈请王闿运在笔筒上题词。他就在东洲讲舍绘“对弈图”和题“将军武库”予以勉励。

    王闿运（1833.1.19-1916.10.20），字壬秋，又字壬父。号湘绮。室名湘绮楼。他咸丰七年（1857年）中举后，游走于曾国藩、肃顺、丁宝桢等名公巨卿之间。相继受聘于成都尊经书院主讲，长沙思贤讲舍主讲，衡阳船山书院山长。其中在衡阳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，从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至民国四年（1915年），前后长达24年，培育了大批英才。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的杨度，齐白石均出自他门下。1898年9月21日，慈禧太后发动政变，捕杀协助光绪皇帝改革的谭嗣同等六人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六君子中的杨锐、刘光第二人就是王闿运的学生。郭沫若十分崇拜王闿运，宣称自己是他的三传弟子。王闿运仕途不顺，仅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讲衔（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秘书）。民国初年，任过中华民国国史馆馆长兼参政之职。但他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影响极大。逝世后，当时总统黎元洪亲自为他作神道碑文，湖南、四川等省致公祭之文，可见王闿运当年享誉之盛。

    王闿运在笔筒绘女子对弈图，体现出他对女子的柔情和对家庭的眷恋。王闿运常年游说于权臣之间，自己的主张再好毕竟一切还得由别人定夺，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，难免郁闷。他在《思归引·序》中写到：“室有贤妇，高莱妻之节……有妾颇弹琵琶，能和箫笛。得屋三椽，弦诵其中，诚足以无闷矣。”家庭抚慰了王闿运疲惫的心。王闿运不但对妻妾好，而且对女佣人也好。一次路过湖北，仆人周妇问他治理湖北的段芝贵将军是怎样的人。王闿运立刻带她去拜访。段芝贵见他到来十分高兴。王闿运却对周妈介绍：“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爷吗？这个便是了！”段芝贵哭笑不得。封建社会重男轻女，尤其女儿出嫁后，认为“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”，父母基本上不闻不问。王闿运却不是这样，仍十分关心女儿。王闿运的小女儿出嫁后，经常无故遭到丈夫的打骂。王闿运气得几乎要上门去拼命。他写信去大骂女婿蠢笨粗鲁，羞辱女婿说，“我女儿嫁给你这种男人还不如去做娼妓”。读书人讲出这样有伤风化的话，家族为之哗然。因此，从王闿运儿女情长的性情来看，此《对弈图》说不定是王闿运湘绮楼家中的真实写照呢！另外，以往人们都知道是王闿运的文章好，书法好。通过这幅画，证明他的绘画同样出类拔萃。

    这件笔筒上题“将军武库”，反映出王闿运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期望于后辈的心情。王闿运曾建议曾国藩利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势力之后，乘胜挥师北上，一举推翻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。他还建议曾国藩辅助肃顺粉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阴谋。曾国藩被他弄得坐立不安，接连几天“夜不寝”。这些终因曾国藩顾虑重重未予实施，王闿运感到终身遗憾。笔筒题词的1900年5月，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。拳民的暴动令谣言四起，人心惶惶。在这《庚子事变》的前一个月，王闿运当然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动荡和强烈不安。现在“伟人十一世讲索题”，王闿运奋笔“将军武库”四字可谓用心良苦。他多么期望伟人的后辈具备文韬武略，能东山再起啊！

    王闿运以“壬父”为字，颇有讲究。“壬父”二字在印章上读形同“父王”。王闿运曾说自己“余少长兵间，人皆以文人待之，而独喜经世。”“经世”就是治理国事。王闿运觉得别人不理解他，自己怀才不遇。王闿运一心考虑的是治理国家大事，喜欢给掌握大权的人出谋划策。因此他用“壬父”为字，隐喻“父王”，当然不是想当“王”的父亲，而是想开导“王”，做“帝王师”。真是狂得可爱。

    此笔筒书于“东洲讲舍”，应该就是衡阳船山书院。彭玉麟题衡阳船山书院的对联中有“就此地宏开讲舍”之句。吴熙挽彭玉麟联中有“余力辟东洲讲舍”之句，由此可见，衡阳船山书院也称东洲讲舍，并且东洲讲舍曾得到衡阳人彭玉麟这位兵部尚书的大力支持。

    从这件笔筒上看到王闿运的书法极佳。笔筒上共题大小二十九个字，无论是隶书还是行楷都遒劲凝练，工整认真。大家讲王闿运的字写得好，他自己也很得意，有空就提笔抄名藉典藉。他有八朵金花（八个女儿），他抄的书，除了送点给朋友，其余的都留着给女儿当嫁妆。所以，王闿运女儿出嫁如同孔夫子搬家——尽是书。

    由于刻瓷简便易行，雕刻者就地取材更显乡土情谊。王闿运刻制的这件笔筒，完全有可能是湖南醴陵生产。从笔筒的胎釉看，虽然没有达到后来醴陵湖南瓷业公司产品的质量，但是它规整的器型证明早年醴陵扎实的制瓷技术。而正是有这样的基础，得以十多年后醴陵瓷质量位居中国瓷业之首。

    王闿运著作等身。人们称他为“经学大师”、“湘学泰斗”。我觉得王闿运更像湖南够威够力的冲天辣椒，让有那个心没那个胆的老乡曾国藩又爱又怕。否则，中国的历史会重新大书一笔。然而。在王闿运去世仅仅九十多年的今天，他老家湘潭云湖桥已没有故居和遗址，只有一堆荒冢。这无法相信的灰飞烟灭令人感叹！好在我们能通过这件笔筒睹物思人。我们仿佛又看到了满腹经纶，既爱“红装”又爱“武装”的王闿运那鲜活的身影和期待的目光。